大家在写事迹材料之前，一定要理清人物事迹的顺序，事迹材料的写作内容一定要写出这个人物的主要事迹，以下是路路文书网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功勋队事迹材料8篇，供大家参考。
功勋队事迹材料篇1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玉湖镇新寮村，1924年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墘镇。194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先后从事过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的研究设计工作，1958年开始参与并领导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先后出任第一代核潜艇副总设计师、第二任总设计师，历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曾先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防科工委二等奖。他参与完成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导弹核潜艇研制获199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1月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2017年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深海同舟”
1958年，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就在那一年，34岁的黄旭华奉命进京，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这六十年，这一个甲子的时光，只够黄旭华做一件事：为国家设计最好的核潜艇。
30年前的4月20日，中国核潜艇首次出海执行深潜任务。
“300米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研制的核潜艇深度大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黄旭华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海军尚以近海防御战略为主，那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主要的对手是谁?只能是来犯的敌水面舰艇及水下潜艇，甚至是来犯的敌战略核潜艇。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虽然当年我们的科研力量和工业水平在今天回首看去都还是刚刚起步，但我们制定的第一代核潜艇设计目标并不低。”黄旭华告诉记者。
客观地说，我国在六十年前要研制核潜艇，不仅当时国家尚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制造基础，而且毫无研制核潜艇的科研技术储备。而这个雄心，仅源自一个不能落后挨打、再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民族梦想!
“1988年我们进行了首次深潜，但我们不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想起来深潜的，早在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研制初期就有了深潜的目标。”黄旭华说，“我们设计时就提出，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应该既是试验艇，又是战斗艇。”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下水时，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装就绪。“核潜艇下水后，首先要进行系泊、设备联调、启堆，完成系泊试验。系泊试验成功了，核潜艇才能出海，进行航行试验。航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核动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动力和应急动力的转换试验，以及潜艇的操纵、导航、声呐、武器等各个系统和噪音测试试验，等等。”黄旭华说，“‘401’艇下水以后，我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解决试航、试验中发现的一切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方案，力争尽快完成该型核潜艇的设计定型，使我们的核潜艇尽早形成战斗力。”
“我们三方经过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将近600次的核堆启堆、提升功率、发电、主机试车等系泊试验;以及20多次、累计6000余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断优化设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将‘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黄旭华清楚地记得，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长杨玺亲手升起的“八一”军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风招展。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
“‘401’艇解决了中国‘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黄旭华说，“我们在后续的‘402’‘403’艇上又不断改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404’艇终于可以向‘极限深潜’这个目标冲刺了。”
时任“404”艇副艇长、退休前为海军某潜艇基地副司令员的薛法玉告诉记者：黄旭华的工作非常严细。“在深潜前的准备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潜艇的主要设备，如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的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写清楚这个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应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海军艇员是谁在操作，719所是谁在监控保驾，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是哪位师傅负责维修，都一目了然。”但是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
“404”艇艇长王福山请黄旭华去帮助做艇员思想工作，缓解一下过分紧张的情绪。上艇后，黄旭华也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重。他当即对艇长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已64岁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
黄旭华坚持这么做。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中国人有句形象地表达“生死与共”的成语，叫作“风雨同舟”。黄旭华的深潜，是现代版的“风雨同舟”，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别紧张，兄弟，咱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和你“深海同舟”!
“404”艇和后续艇，成为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从此，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了719所的“光荣传统”。
功勋队事迹材料篇2
“现在有了计算机，只要把数字输进去，一个软件一下子都算好了。当时我们只有算盘和计算尺，后来才有了手摇计算器，”黄旭华说，“但是即使现在有计算机，最原始的数据录入，依然要人一个一个输进去的，同样一个数据都错不得。”
当年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的黄旭华他们，经常为得到一个正确数值而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那ok，通过;只要三组数据有一个不同，就必须重算，必须算到三组人得出的是同一个数值。
计算之难，还因为设计时很多配套的设备尚未研制完成。更何况，设备粗制滥造十分常见，一台设备运进厂里，才发现原来说是七八百公斤的，现在1吨多重了。只要一个数值变化，所有的重心、力矩都要从头算过。
黄旭华发现，核潜艇的重量和浮容积很难控制。没等潜艇造完，在施工中很快就发现全艇总重量将超重近200吨，核潜艇面临着超重、重心无法确定、无法平衡下潜的问题。
黄旭华和大家反复研究，并吸取了其他设计师的意见，终于想出了控制潜艇的总重和稳性的多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斤斤计较”，采用最古老又最管用的办法，在施工时，所有设备、管道、电缆上艇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电缆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
如今走进“401”艇，就会发现核动力舱的过道是舷侧布置的。而美、苏核潜艇核动力舱的过道都在核岛的上部，那为什么改用舷侧布置呢?钱凌白说，最初我们也打算将过道设在上部，因为核潜艇采用的是两次屏蔽，第一层屏蔽是核堆，第二层屏蔽是核动力舱的舱壁。为解决稳性问题，采用了舷侧走道的方案，艇的稳性指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401”艇最后总装完毕，实测下来重心与原来的设计基本一致，海军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的老同事，至今非常怀念与黄旭华一起攻关的日子，感激他“还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带出了一支队伍”。尊重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贡献，充分发掘大家的智慧，在智慧的“众筹”中激荡创新，是黄旭华的创新智慧。
黄旭华带领719所的核潜艇设计专家团队，从最初的方案论证开始，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他们总共画了多少张图纸?
功勋队事迹材料篇3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承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零开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难，作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彭士禄的父亲是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彭士禄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童年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先后辗转被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回顾过往，彭士禄饱含深情地说。
1940年，15岁的彭士禄来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学习时，彭士禄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成绩全是优秀，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就在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禄再次听从调度，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直到晚年，彭士禄仍然心系国家发展，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现如今，老朽已木讷，但有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当时，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彭士禄就对研?ahref='///yangsheng/kesou/'target='_blank'>咳嗽彼?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5年，中央决定选择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1966年2月，来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员组成九〇九基地工艺队进驻现场。1967年4月，模式堆主厂房破土动工，建设正式启动，彭士禄任现场副总工程师。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档，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
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丝钉
1970年8月30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
这一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时，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蒙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
为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彭士禄付出了太多，也从来没顾虑过自己的身体。一次现场调试时，彭士禄突然病倒了，剧烈的胃疼让汗水湿透了他的全身。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彭士禄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术时，医生发现，彭士禄的胃上有一个已经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术后，彭士禄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仅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
然而，对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彭士禄总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他总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功勋队事迹材料篇4
“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于敏
他，叫做于敏，河北宁河人。
你认识他吗?或许你听说过，也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位。但你肯定知道在1967年，我国引爆了第一颗氢弹。而这颗氢弹的理论，就是由他带领着一批科技人员，从零开始研究出来的。
于敏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氢弹研究员，他是转岗特批的。一开始，他并不是被他的同事们完全认可。有一次，会议正开到一半，于敏突然起身，把手上的东西往旁人手里一塞，就直奔食堂。自然冷嘲热讽随之而来：“他打的不是饭，是算盘”，但是他也管不上那些声音，还有事没事拿一些干萝卜条。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紧缺，同事批评他说，不应该占国家资源的便宜。
但于敏没听见同事的话，他晕倒了。
原来，于敏有十二指肠溃疡，只要肚子空下来，就必须吃东西缓解。
一段时间后，于敏出院，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拉开抽屉，却发现抽屉里都是同事省下来给他的食物。
氢弹研究的过程和一帆风顺可以说是完全不沾边——进度很慢。于是组织就派了人过来责问。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进度慢，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是不是你们积极性出了问题呢!”
于敏猛然拍桌，他的话犹如惊雷在死寂之中炸响：“科学的事情，只有科学的问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于敏也曾自己给自己鼓劲“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步子你迈的不扎实，你跑得再快，你，你只会摔跟头。”
在确信理论模型正确的那一天，于敏他好像很平静，就算宝贵的机器一开始出了问题，他也只是说，重启，咱们都等了一百多天了，也不差这一会儿。
但是，当模型正确的信息从机器的数据中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平静了。“再算一遍。”
一遍，又一遍。机器的数据无言的证实了他们的成功。整个研究室都欢呼起来，在这欢呼声中，于敏却失力倒了下来。在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句话——成功了。
如果说李延年是“晴天响雷敲金鼓”，那于敏就是“于无声处响惊雷”。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氢弹功勋于敏，山河永远铭记你!
功勋队事迹材料篇5
24岁，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冲锋在前，在战火洗礼中成长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31岁，在小家与国家之间，他选择服从大局，到偏远异乡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半个多世纪，无论顺境逆境，他选择淡然处之，将英雄过往尘封在沧桑的记忆。
95岁高龄，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时，他又一次挺直脊梁，向祖国和人民致以崇高军礼。
他，就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兵张富清。
突击，彰显的是使命担当;坚守，彰显的是初心本色。当这两个鲜明特征在深藏功名60多年的老英雄张富清身上完美叠加时，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纯粹。
张富清的一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断突击的一生。战争年代，他是一名英勇无畏的突击队员，三场战斗炸掉敌人4个碉堡。当国家需要抽调战斗骨干抗美援朝时，他又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转业安置时，张富清选择了到大山深处的来凤县，选择了人生的第二个战场。在来凤工作的30年时间里，张富清有20多年在农村度过。有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因为张富清能干，这个村子刚刚搞好，组织上又把他派到另一个村去攻坚。究竟住过多少村，张富清已经记不清了，只是记得那些年，自己像部队里的突击队员一样，哪里最困难就把他调到哪里去，到处打攻坚战。
张富清转业到地方工作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几乎家家都为生计发愁。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他先后分管过县城的粮油供应、三胡区供销社和卯洞公社船厂、桐油经销等，可以说每个岗位都是肥缺，稍微灵活一点，至少全家人不会饿肚子。但在小儿子张健全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饥饿。当时由于生活困难，不少干部向单位借钱，但张富清从未向组织反映过任何困难，也从未享受过任何困难补贴。就连自己的工资，他也没有认真查看过，组织给多少就要多少。钱少了不够花，就计划着开支。
在家庭陷入困境时，他安慰妻子：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当党和国家全面精简机构人员时，他第一个砸了妻子的铁饭碗;当遇到招工的好机会，他却打发儿子下乡当知青;做白内障手术，他和农民病友一样选择最便宜的方式……这就是张富清，即使自己经受那么多磨难，依然铁心向党、忠贞不渝，毫无怨言!
张富清的一生，就是这样在突击与坚守中塑造了纯粹与高尚，成为一座令人仰望的人格丰碑，成为一面烛照灵魂的人生镜子，成为一面引领激励我们奋进的精神旗帜。
突击，他始终把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当作天大的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面对牺牲，他说为了党和人民，我打仗不怕死，每次攻坚战，都主动申请当突击队员;面对选择，他说在部队我打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党叫去哪里就去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面对使命，他说组织让我来就是为了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否则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面对担当，他说党把我派到这里来，我一定尽到应尽的责任，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改变这里的贫困面貌，给群众搞碗饭吃;面对困难，他说党员干部就应该敢啃squo;硬骨头squo;，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要干……
坚守，他坚守的是信仰信念：在明白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道理后，我便坚定了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他坚守的是初心本色：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党，我一心只想着怎样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把群众的生活搞上去;他坚持的是党性原则：对党忠诚，就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不能搞变通;他坚守的是入党誓言：从入党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坚决按照入党宣誓去做;他坚守的是纪律底线：党交给的任务从来不拖欠，国家的便宜一分都不占;他坚守的是人品官德：如果整天想着自己的事，想着享受，那我这个共产党员就变了，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不管是突击还是坚守，无不折射出张富清坚定的信仰、忠诚的品格、担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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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队事迹材料篇6
英雄，无私忘我，不辞艰险者也。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英雄，而我心中的英雄是为新中国国防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黄旭华爷爷。
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主持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南海之上，波涛茫茫。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工业极度落后的阶段，参与建设核潜艇的人员只参加过仿制工作，对自主研究的工作实在是无从下手。黄旭华带领团队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自主设计出水下阻力更小的水滴形潜艇。他还大胆地对潜艇构造进行创新，一举突破了当时潜艇研制的技术难点。在潜艇的研究过程中，为了保守国家武器装备的核心机密，黄旭华一直是隐姓埋名。自研究开始直至潜艇入海，近三十年的时间，为了让祖国早一点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并交付海军服役。我国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也拥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这是新中国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1988年，核潜艇在南海做深潜试验，黄旭华下潜水下300米，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潜艇设计师下水实验的第一人。这体现了黄旭华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人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品质。您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而深邃，有无穷的力量。您虽默默无闻，但功不可没。英雄，是无尽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像黄旭华爷爷这样的英雄的无私奉献，才有了现在的中国，才有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要将英雄的事迹铭记在心，以他们为目标，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为国争光，建设更加美好的锦绣中华。
功勋队事迹材料篇7
于敏人物事迹
姓名：于敏
出生年月：1926年
籍贯：中国河北宁河(今天津)人
职务：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部副主任, 理论
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于敏河北宁河(今天津)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 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1月起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 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从70年代起， 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1999年9月18日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功勋队事迹材料篇8
1964年9月的一天，于敏给正在首都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下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完喜出望外："你们是不是美美吃了一顿?"
于敏回答："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下制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马上答应："好，我立刻赶到你们那里。"
这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旁人一定是听得云里雾里。
其实于敏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邓稼先汇报氢弹的秘密研究工作，意思是"氢弹的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之时，所有同事们欢呼雀跃，高喊着："老于请客。"虽然没有"松鼠肉"吃，但从北京坐飞机匆匆赶来上海的邓稼先和于敏请所有的同志们吃了一顿大螃蟹。
在"两弹一星"的元勋功臣之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邓稼先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科学家，而于敏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曾为新中国的氢弹事业隐姓埋名30年，他是我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他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之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小职员，母亲也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少年于敏聪慧而沉稳，他喜欢读中国历史和诗词，崇拜的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鞠躬尽瘁，敬佩的是岳飞的精忠报国、至死不已。这些英雄形象，一直影响着于敏的成长过程。
少年于敏是在抗战和军阀混战的硝烟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之上，一定会有诸葛亮、岳飞这样的盖世英雄出现，他们会带领着人民荡寇平虏，重振河山。少年的他不会预料到，半个世纪之后，自己就成了这样的盖世英雄。
1944年，他考进了北大工学院，后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师从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张宗燧教授和胡宁教授。两位教授对于敏的评价很高，1951年，两位教授将尚且还在念研究生的于敏介绍给钱三强和彭桓武两位科学家，于敏顺利进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之中。
1950年，美朝战争爆发，美国因为手握核武器有恃无恐，甚至以此威胁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在这场战争之中，美军的统帅麦克阿瑟曾经建议用核武器来袭击中国。于敏称美国这种行为是"核讹诈"、"核威慑"，这可不是报纸上说着玩儿的。
那时候的于敏还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已经因为这场战争而发生了转变。
1961年1月的某一天，北京城刚刚下了一场大雪，正在忙碌的于敏被钱三强叫过去谈话。简单寒暄几句话之后，钱三强开门见山："我国现在要开始氢弹研究了，希望你来担任科研小组的副组长，今天我就是来询问一下你的意见!"
任务下达，于敏有点意外，甚至还有一点不解。因为当时于敏正在进行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的工作，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
1955年，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后来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代表团团长朝永振一郎对于敏的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国之后立刻写下文章发表，称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10年，正处于随时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开始氢弹方面的研究，就意味着他必须要放弃手上的阶段性成果，抛弃一片光明的未来，转向氢弹的研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氢弹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务艰巨，还需要严格的工作，研究者们必须隐姓埋名，多年无法和家属取得联系。即便如此，于敏还是马上表态："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于敏坚定选择了国家利益。英姿勃发的于敏，就这样挑起大梁，开始锻造"国之重器"。
氢弹所有的研究工作必须从零开始，当时中国不仅仅要面对美国的压制，中苏的关系也已经破裂，如果中国不加紧时间研究出自己的"国之利器"，那么美苏霸权主义将永远牵制着中国外交的一举一动，原子弹和氢弹将永远成为悬在头顶上的乌云。
当时我们国家的研究人员们能够查阅到的国外资料是很少的，于敏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自己努力。当时他们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而这台计算机绝大部分时间是安排给原子弹研制计算的。这台计算机性能非常不稳定，短暂的使用时间，一旦机器出现故障，结果出现问题，就要重新开始计算，唯一节约时间的办法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保存一次数据，一旦机器出现了跳动，就把保存在计算机磁鼓里的前一条数据拿出来作为初始条件重新计算。
氢弹的研制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计算机条件有限，于敏只能带着全体成员，一人拿着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一算就是十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大家都下班了，于敏还在忙碌着。
在上海研究的近百个日日夜夜之中，于敏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氢弹的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都欢欣鼓舞，立刻进入了试验准备工作之中。
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美国用时75个月，苏联用时48个月，英国55个月，法国是102个月，而中国只用了32个月，堪称奇迹!全世界都知道，氢弹只有两种构型，t-u构型和"于敏构型"，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都是用的前者，只有我国用的是"于敏构型"。
彭桓武院士生前曾经回忆，当时于敏研究氢弹只能靠自己，没有老师带他入门，国内当时也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所以于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当人们将这份光荣归功于于敏，称于敏为"氢弹之父"时，于敏拒绝了。他认为核武器的研制是大科学系统，需要的是多种学科和多方面的力量齐心合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敏幽默地说："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而当年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何祚庥院士则认为，于敏是中国氢弹构造的主要发明者，他曾经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研究氢弹的小组是一支11人的足球队，于敏就是教练和中锋。
于敏完成了历史和时代交给他的使命之后，本来想要回去做基础研究。80年代后，彭桓武、邓稼先等骨干相继离开了九院。于敏知道，他不能走。国家有了核武器，但性能还需要不断提高，曾经带领着同志们攻破难关、从无到有的精英人物一个个离开，总要有一个人承担起开发第二代核武器的重担。
1980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研究工作，在80年代，他带领的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核武器。
